“二手房交易征个税没有时间表”，这话放在中国语境里，就是“这事情基本黄了”的意思。人们想问的是：为什么某些部门政策可以这样随意地出现，又随意地消失？
二手房交易征个税之所以出现急速叫停的结果，报道称是试行这一政策的地方二手房交易成交量急剧萎缩。这并不奇怪，当房地产市场处于一个“政策市”阶段时，政策一打喷嚏，房市必然有短期发烧的症状，用一个很短暂的时间段、几个地方的二手房交易行情来衡量政策的继续与否，是不是有点一叶障目了？
也许，问题的根本，在于某些政府部门出台政策的随意性，以及出台政策的出发点。
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社会经济主体之间相互制约与合作的一种社会契约。
契约的重新设计、创新和签订，均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不需要付出成本的制度改革就不叫改革。可“二手房交易征个税”政策的制订者们似乎不知道有“制度成本”这回事，当部分地方的房市出现随制度变动而变动的情形时，是再正常不过的制度成本付出，制度改革者们却不知所措，断然否决了自己的最初设计。
这只能解释为两种原因：一，这些新政策的制订者没有想到要付出如此高的制度成本，这成本让制订者觉得无法承受。二，某些部门在制定房地产政策时，出发点是仅仅为税收、政绩作打算，还是以完善社会经济运作系统和提高众多百姓生活素质为主？
政府立法不仅要考虑立法过程成本，还要研究其实施后的执行成本和社会成本。
过程成本是制度在建立过程中，因调研论证、征求意见，以及其他技术问题而花费的成本。这一成本长期以来是不受重视或不予考虑的。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房地产新政中，各种新政策出台之快，就像在下一锅饺子。政府、专家、公众共同参与的讨论过程基本省略了，广泛吸纳各方面知识、智慧和中外经验的过程大多遗忘了。
决策已定，不可朝令夕改。二手房交易征个税政策的速朽，也许是执行成本过于高昂，前面的例子说明，至少在制定新政的政府部门心目中，房产新政的执行成本超过了他们的预期，执而不行了。
如果一项政策的成效仅仅取决于政府部门的执行成本考量，那又是片面和偏颇的。因为还有第三项成本———社会成本必须被计算在内。
社会成本反映的是一项制度直接或间接造成特定人群的利益影响。一项房地产新政，肯定要付出一定成本，政府的管理成本、短期内造成地方房市“萧条”、影响阶段性财政收入与税收的成本、房地产市场抱怨和反弹的成本———多是房地产商利润下滑的抱怨、部分投机者乃至投资者资产缩水的成本。但是，如果能够通过科学的税收与房产资源二次调配，使城市的房价更平稳合理，更多的城市居民群体能跨过购房门槛，产生的是正效益，就说明这一政策的总体社会成本依旧低。
单单看到房市有短幅震荡，成交量回落，听到某些房地产商的指责，而没有耐心倾听公众的声音。只考虑到了执行成本，去“头”(过程成本)掐“尾”(社会成本)“二手房交易征个税”急停，这就是漠视制度成本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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