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纪念馆

瞿秋白纪念馆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瞿秋白纪念馆,是全国优秀社会教育基地；第二部分是瞿秋白故居, 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走进纪念馆前的这片广场,你会觉得来到了一个清静文雅的空间。广场虽然不大，但玉石铺地，翠竹临风，两厢种植的桂树、梅花、月季、罗汉松，都是瞿秋白生前喜爱的花木，在延陵西路繁华的背景衬托下，确实算得上闹中取静、幽雅怡人。       两层楼四合院式的仿古建筑，粉墙黛瓦，长檐耸脊，敞亮天井，马蹄山墙，典型的明清居室风格，这便是瞿秋白纪念馆。1999年瞿秋白诞辰100周年之际，由常州市委、市政府拨款兴建的。门额上横书的馆名是由邓小平同志1985年亲笔题写。馆门两侧的墙壁上对称地各装镶一方铜雕，古朴厚重，栩栩如生。右边铜雕的主画面是瞿秋白与列宁，侧重表现的是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的瞿秋白。左边铜雕的主画面是瞿秋白与鲁迅，侧重表现的是文学家、翻译家和文化旗手的瞿秋白。底楼展览大厅分为瞿秋白生平事迹的照片、文字、实物和雕像。此外馆内还设有影视厅、资料室、贵宾室、学术厅、电脑室等，为宣传和研究瞿秋白提供多功能现代化的服务。      

 瞿秋白于1899年在常州出生，到1935年在福建长汀为革命献身，他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和奋斗了36个年头，从一个文弱书生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和文化伟人，留下了500多万字的著作。他的人生是辉煌的，贡献是巨大的，人格是高尚的，同时又是饱受磨难、曲折悲壮的。他毕生追求并为之奋斗的目标，就是:“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实现“共产主义人间化”。把黑暗、罪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光明、美好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历史对瞿秋白是公正的。1985年杨尚昆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对瞿秋白做了科学、公正、完整的评价: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瞿秋白诞生在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号称“晋陵望族”的封建大家庭，不过此时的瞿氏家族已经走向衰败，只有一个叔祖父瞿庚甫在湖北做布政使的三品大官。瞿秋白的父亲瞿世玮，虽然通晓诗、画、佛和文学，但无职无业，穷困潦倒，一家人只能寄居在瞿庚甫购置的八桂堂天香楼里，靠瞿庚甫的官俸和江阴大姑母的接济渡日。不久，瞿庚甫去世，秋白一家失去依靠，被迫搬出了天香楼。最后因付不起房租，在族人的冷眼中搬进了城西瞿氏祠堂，生活境况正所谓“穷困与诗画相伴，绝望与清高同在”。此时秋白只有十二岁，对着祠堂内一块块阴森森的木牌灵位，秋白拱手说道:“列位祖宗，打扰了，我瞿秋白来贵处借一方宝地读书来了。”         

瞿秋白小时候就聪颖好学，进私塾前就由母亲口授能够背诵不少古诗。秋白7岁时，由私塾转入新旧兼学的冠英两等小学堂，因成绩优异，只读了四年半就跳级考入省立常州府中学堂。在中学读书五年半，秋白兴趣广泛，博览群书，好学善思，不仅学识出众，多才多艺，而且初步形成了忧国爱国、倾向革命的意识。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秋白曾热切地关注。清王朝被推翻的消息传到常州，秋白在兴奋中自己动手把象征封建腐朽的清皇朝的辫子“咔嚓”一声剪掉，提着断辫子跑到母亲面前说:“皇帝倒了，辫子剪了。”      

在祠堂里，秋白家日子越过越艰难，家中的首饰、字画、家具、衣物典卖完了，只能靠借债度日。秋白母亲金衡玉看着一叠子债据叹息说:“这些债到我70岁的时候也还不清啊！”此时，秋白的母亲只有四十岁刚出头。因交不起学费，秋白在毕业前的一个月停了学。看着这些嗷嗷待哺的孩子，母亲心似刀绞。1916年农历大年初五晚上，瞿母在绝望中忍悲含泪，写下遗书，自尽。瞿秋白当时正在无锡当小学教员，闻讯赶回家奔丧，哭倒在母亲遗体前。      

1917年9月，秋白考入外交部举办的公费俄文专修馆，攻读俄文和俄罗斯文学。在俄专三年，秋白勤学苦读，才思敏捷，俄语的阅、说、译、写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瞿秋白抱着不可思议的热烈投入学生运动，参加天安门广场的游行示威和街头演说，并成为学生运动的“谋主”和领导者之一，被当局逮捕关在北大教室的临时监狱，三天后释放出来，回来就发肺病吐血。他却豪迈地说:“干了这平生痛快事，区区吐血算什么！”      

 五四运动的革命洗礼，使瞿秋白的世界观由避世、厌世转而倾向马克思主义。他与郑振铎等进步青年创办《新社会》和《人道》杂志，参加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写出了第一批醒世救国的论文，批判旧社会，呼唤国人觉醒，投入反帝、反封建、创建新社会的革命斗争。       

1920年10月，应《晨报》和《时事新报》的招聘，瞿秋白和俞颂华、李宗武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后，以特派记者的身份赴苏俄考察，采访。两年的记者生涯，写下16万字的通讯报道和《俄乡纪程》、《赤都心史》两部报告文学，向中国人民报道了新生苏维埃俄国的真情，同时也记述了瞿秋白的思想演变和飞跃。他曾三次见到列宁，还应托尔斯泰孙女的多次邀请，到托尔斯泰故居，拜读托尔斯泰的作品并翻译托尔斯泰的小说集。秋白还会见过著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他是最早研究和介绍俄罗斯文化，翻译苏俄作品的中国人之一。       

在苏俄期间，秋白还写成《俄罗斯革命史》和《俄国文学史》两部书。1912年5月，瞿秋白由张太雷介绍加入俄共党组织，1922年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1923年1月应陈独秀要求，回到阔别两年多，但依然是灾难深重的祖国。       

回国后，瞿秋白先在北京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二七惨案后，随党中央迁移到上海，受命主编中央理论刊物《新青年》、《前锋》，致力宣传马列主义和共产国际运动，探讨中国革命面临的重大问题，写了许多著名的理论文学和论战性文章。翻译《国际歌》，把英语的“国际共产主义”用音译翻成“英特奈雄耐尔”，既上口好唱，又突出主题。所以最早、最全面翻译《国际歌》的就是瞿秋白。   

1923年6月，瞿秋白以苏俄归国的党代表参加了中共三大，受命起草党纲，并就他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作了报告。      

1924年1月，瞿秋白参加国民党一大，担任鲍罗廷顾问的助手和翻译，参与起草一大宣言，被选为国民党后补中央执行委员，这是孙中山手书的执委会名单。不久又被孙中山委任为国民党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参加最高决策。       

这一时期，瞿秋白还在国共合作的上海大学工作，担任教务长和社会学系主任，讲授哲学和社会学。他讲课风度儒雅、知识广博、生动有趣，极受学生喜爱。在此期间，秋白与才貌出众的四川姑娘学生王剑虹相爱结婚，过了一段甜蜜而富有诗意的生活。不久王剑虹就死于肺病。其后秋白又与从事妇女运动的上大另一女学生杨之华结为夫妻，感情极深。结婚时瞿秋白送给杨之华一枚金别针，并亲手在上面刻着七字:“赠我生命的伴侣。”      

1925年1月，瞿秋白出席了党的四大，参与大会文件起草，并作了理论上的阐释，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五人政治局成员，成为中共早期最高领导人之一。不久，瞿秋白参与领导了五卅运动，创办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张报纸《热血日报》，正确地指导、推动反帝爱国运动的开展。1927年4月，在党的五大上，瞿秋白散发题为《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的小册子，尖锐、系统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希望能克服革命面临的危机。五大选举瞿秋白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主管理论宣传工作。这是秋白夫妇在五大会址前合影。        

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之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途夭折。共产国际决定由瞿秋白主持临时中央常委会。瞿秋白主持中央常委会一个月中做了三件大事:一是决定举行南昌起义；二是决定发动秋收起义；三是筹备中央紧急会议，在历史转折关头为党制定新的路线和政策。1927年8月7日，瞿秋白在汉口主持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选举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当时瞿秋白只有二十八岁，他是继陈独秀之后的第二代党的领袖。 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近一年时间，建立了巨大的历史功绩，在生死存亡的时候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但也犯了左倾盲动错误，不过只持续了三个月，就发现并主动纠正了。瞿秋白是党内唯一的在位时，给自己改正错误的领导人。       

1931年春，被王明集团批倒罢官的瞿秋白，带着妻子杨之华回归文学，投入上海的左翼文艺运动。他接受委托代管中央文化委员会工作，由此介入“左联”领导。邀约茅盾商谈改进工作、办好《前哨》、《北丰》的意见，指导冯雪峰为左联草拟《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案，排除了“左”的思想影响，提出了正确的指导原则，使左联工作由关门主义、宗派主义的倾向转变为健康和蓬勃发展的新局面。茅盾说:“促成这个转变，应该给瞿秋白记头功。”这时，国民党悬赏两万大洋通缉瞿秋白，为了他的安全，冯雪峰秘密地安排秋白夫妇住到紫霞路68号他的朋友谢旦如家。谢旦如夫妇在钱庄做事，爱好文学，同情革命，与秋白夫妇相处友好而亲密。瞿秋白在谢家住了两年，深居简出，一面养病，一面通过冯雪峰指导左联工作，一面夜以继日地坚持翻译和著述。        

1932年夏末，瞿秋白由冯雪峰陪同，来到川北公寓三楼鲁迅家，第一次与鲁迅会见。两位神交已久的文化伟人一见如故，倾心交谈，共识于“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秋白破例饮酒，极其欢畅。此后的一年中，瞿秋白四次到鲁迅家中避难，在危难的日子里得到鲁迅夫妇的掩护和资助。两个人共同创作杂文，翻译苏俄文艺作品和文艺理论，反击“新月派”、“自由人”、“第三种人”、“民族主义文学”等资产阶级文艺谬论和文化围剿，编辑出版《肖伯纳在上海》、《被解放的唐·吉诃德》等书，同心协力地领导和推动着左翼文化沿着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向前发展。       

与瞿秋白的结识与交往，鲁迅找到了心中理想的、既能深通马克思主义、又能执行正确路线的共产党人，感到拥有了真正的知音。“人生得一知已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鲁迅书赠秋白的这副名联就表达了这种心情。同样，瞿秋白书赠鲁迅的《雪意》诗和《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也表现了他对鲁迅精辟独到的理解和评价。瞿秋白与鲁迅被誉为文坛双璧，左联旗手。遗憾的是两位战友加知已没有留下合影，大画家徐悲鸿画的这幅瞿秋白鲁迅会见的素描多少弥补了这一憾事。由于两位旗手的精诚合作和并肩战斗，处于严重白色恐怖下的左翼文艺运动，排除了“左”倾路线干扰，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开辟了无产阶级文学的正确道路，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茅盾写诗称道:“左翼文坛两领导，瞿霜鲁迅各千秋。”        

左联时期是作为文学家的瞿秋白的黄金时代。他以天才加勤奋的创造性劳动，卓有成效地进行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建设，所用笔名就有100多个，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树起一座座丰碑。瞿秋白在《北斗》上发表和与鲁迅合作在《申报》上发表的60多篇杂文，是可以与鲁迅杂文相媲美的文学精品。瞿秋白是中国系统地译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苏俄作品的第一人，是翻译成就最大，翻译水平最高的翻译大家。他每夜可译一万字不加修改，同时撰写了一系列具有开拓创新意义的文艺论著，代表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形成之前中国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建设的最高成就。       

1934年1月，瞿秋白奉命离开上海，只身来到江西瑞金中央苏区，就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执委和人民教育委员会委员，主编《红色中华》报。在大军压境、饥饿危险的最后一年，秋白支撑着病弱的身体，努力整顿和发展苏区教育，组织、指导革命的戏剧创作和演出，亲自为《红色中华》组稿、编稿、写稿。忠于职守，功绩卓著，始终如一地坚持到撤离苏区突围为止。 中央红军决定长征时，瞿秋白曾请求随军长征，但遭到拒绝。于是，他把战马送给了徐特立，把长衫送给了冯雪峰，而自己只能“留守”苏区。       

1935年2月，瞿秋白等在秘密转移中，落入虎口，被福建的国民党保安十四团俘虏。开始，瞿秋白以红军军医林琪祥的假身份、假口供，一时骗得相信，希望取保释放，因叛徒供认，真实身份暴露。在长汀国民党36师监押所关押的40天中，师长宋希濂以“学生”的名义礼遇和尊敬瞿秋白，千方百计地劝说瞿秋白归降国民党，都被拒绝。他坦荡高雅地与36师官兵接触交谈，刻章纪念，接受采访和审讯，写诗填词，还写下了《多余的话》这样的千古奇文，表现了瞿秋白的高标卓立的自我和风雅，博大、深邃的心灵世界。       

 劝降梦想破灭后，蒋介石密令“就地枪决”。6月18日，瞿秋白写完绝笔诗，被带到中山公园，信步走到凉亭前，见已摆着酒菜。于是独坐亭中，自斟自饮。酒毕，拍了这张“死囚”照片，从容走向刑场。到了罗汉岭下，见群山环抱中绿茵茵的一片草坪，秋白说:“此地甚好。”然后盘膝而坐，微笑饮弹。         

瞿秋白殉难的噩耗一传开，海内外广泛的开展悼念活动。共产国际及所属的日本、德国、美国等支部的党组织，纷纷发表声明、抗议书和悼念文章，高度评价瞿秋白的历史地位和重大贡献。上海的鲁迅强支着枯瘦病危的身体，与茅盾、郑振铎等收集出版瞿秋白的译文集《海上述林》，署名“诸夏怀霜”，作为对战友的纪念和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抗议。鲁迅说:“人给杀掉了，作品是杀不掉的！瞿秋白的革命精神和为党、为人民的崇高品格是杀不掉的，是永生的！”        

 1950年，毛泽东为《瞿秋白文集》出版题词说:“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危不惧的意志和他在文化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    

 1955年，中共中央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瞿秋白的遗骨从长汀迁到北京的安葬仪式，周恩来主持，陆定一作生平报告。 十年浩劫中，瞿秋白被诬为“叛徒”。墓被捣了，碑被砸了，死后四十多年又蒙受了一场大冤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成立专案组，对瞿秋白的问题全面复查，1980年正式为瞿秋白平反恢复名誉，并拨款在八宝山重新修墓立碑。1985年，杨尚昆代表中央对瞿秋白作了历史性评价，完全地恢复了瞿秋白的真实而伟大的形象。与此同时，在瞿氏宗祠的瞿秋白的故居建立了瞿秋白纪念馆，1996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瞿秋白故居原为清光绪年间瞿秋白的叔祖父瞿庚甫捐资修建的私家祠堂，是瞿氏大家族供奉和祭祀祖宗的宅院，面积1051平方米。前门垂檐下悬挂的“瞿秋白同志故居”的横匾，为茅盾手书。         

黑漆大门两边，各立抱鼓石一尊，上刻三狮戏球的浮雕，显示着这个大家族的高贵和吉祥。黑漆大门上方赫然高悬“城西瞿氏宗祠”的白底篆书匾额。故居分东西两院，各分四进，地势逐进抬高，寓含步步高升之意。中列隔墙，有廊道门扇相互联通。西院为正屋，原为供祭用的厅堂，庄严而神秘，现辟为多功能厅。东院为厢房，是当年族人和守祠仆人食宿休息的辅屋。瞿秋白一家于1912年到1916年就住在东院，里面安放的100多件家具和用品，都是依照当时的格式，征购或仿制，并照原样陈列的。        步入祠堂第二进，在“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的屏风前面，树立着古铜色的瞿秋白石膏像，身姿矫健，神采秀奕，表现的是青年儒雅、书生味正浓的革命家形象，与纪念馆厅内铜雕相比，虽然同出于雕塑家童太刚之手，但风格是迥然不同的。       

绕过屏风，第三进便是祠堂的主厅。当年瞿氏族人春祭秋祀或治丧供灵，就是在这个厅堂里进行的。厅堂两厢门额上分别题刻着“习规”、“折矩”，训诫族人要学习家法，遵守族规。       

穿过这道大圆门，就是宗祠东院的厢房。厢房第四进是秋白的弟妹合住的房间，墙上挂的是三位弟妹的旧照:左边的是大妹妹瞿轶群，中间的是二弟瞿云白，右边的是三弟瞿景白。瞿景白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跟随秋白在苏联参加革命工作，因反对王明一伙制造“江浙同乡会”阴谋而突然失踪，实际是被暗害的。后面隔出来的一间，就是瞿秋白的卧室兼书房。少年秋白常常在这里和羊牧之、张太雷等学友温习功课，议论时事。瞿秋白喜欢音乐尤爱吹箫，你看，窗棂边还挂着一支铜箫，静心听一听，或许还能听见那凄婉幽扬的箫声呢！       

厢房第四进和第三进之间是穿堂和过道。穿堂被用作秋白父亲的小书房。这位治家无方而对艺术却有偏爱的瞿七爷，常常在这张书桌上研墨作画，后来，成为颇有名气的美术家。瞿秋白的绘画技法就得之父亲的传授。      

厢房的第三进是一个大房间，被屏风隔为两半。后半间是秋白父母和襁褓中的幼弟坚白的卧室。秋白母亲就是在这里喝下红火柴头泡虎骨酒服毒自杀的。因无钱安葬，灵柩也存在这里多年。瞿秋白写下了这样一首《哭母诗》: 亲到贫时不算亲，滥衫添得泪痕新。 饥寒此日无人管，落上灵前爱子身。       前面半间用作客厅。瞿秋白家寄居祠堂虽说是落泊无耐，但是祖上是官宦之家，书香门弟，再是贫穷潦倒，门面还是要撑的，客厅要有的，不过此时已很少宾客登门，来的多是讨债的。       

走出客厅，是祠堂的天井。四周回廊楹格，天空日光云影。中间有石栏古井一眼，水色清冽，深邃如镜，极具江南风情。瞿秋白就是喝这井水长大的。他曾在这种植梅花、菊花，十三岁时就写了《白菊花》诗： 今岁花开盛，宜栽白玉盆。 只缘秋色淡，无处觅霜痕。 巧妙地把自己名字中的“秋、白、霜”三字嵌在诗中，可见秋白的聪慧和才情。       

天井前面的第二进厢房，门楣上题着“世食旧德”四字，意在提醒子孙后代，不可忘记皇恩祖德，要做忠君爱国、光宗耀祖的孝子贤孙。       

最前面的一进原来是厢房的门房。当时秋白家用作厨房，炉灶炊具都是依原样修建的，很能触发我们对当年秋白家生活情景的想像。门房前壁开一道小侧门，是平时出入的便门。1912年“双十节”，家家户户门口挂起红灯笼庆祝，瞿秋白却在自家门前挂了一盏写上“国丧”两字的白灯笼。那盏小小的白灯笼,在一片粉饰太平的红灯笼中,犹如一朵傲霜的白菊,一直亮到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