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觉寺座落在成都市北的青龙乡,1983年,被国务院确定为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
昭觉寺在汉代是眉州司马董常的故宅,宅号“建元”。唐代贞观年间,改建为佛刹,名建元寺。唐僖宗乾符四年(877年),唐代高僧、禅宗曹洞宗传人休梦禅师任建元寺住持,他兴工构殿,扩建寺庙,并奉旨改寺名为“昭觉”。休梦禅师在昭觉寺住持23年,他言峻机悟,启人思维,曾应召为僖宗说法,僖宗赐他紫磨纳衣三事,龙风毯一件,宝器盛辟支佛牙一函。
五代十国时,战乱迭起,前蜀皇帝王建曾将其改名为宣华苑,昭觉寺仅存“房舍五间,田土三百廛”。后殿堂衰颓,寺庙荒芜。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休梦禅师五世法嗣延美禅师住持昭觉,用了30多年的时间进行全面修复,殿堂房舍增至300余间,建有大雄宝殿、唱梵堂、罗汉堂、六祖堂、翊善堂、列宿堂、大悲堂、轮藏阁等主体建筑,塑像、画像、碑记、寺额等恢复旧貌。寺内经济实力雄厚。李畋《重修昭觉寺记》中载道:“供食之丰洁,法席之华焕,时一大会,朝饭千众,累茵敷座,未有一物,爱假外求”。神宗元丰末年(1085年),禅宗临济宗禅师纯白任昭觉寺住持,开堂说法,从者甚多,被称为“西川第一丛林”。
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年)及南宋产高宗绍兴初年(1131年),昭觉寺以两度主持寺内的南宋禅僧圆悟声名最隆。他的《碧岩录》、《圆悟心要》不仅是中国佛教临济宗的重要著作,并且远传日本,被列入日本的大正藏,对日本禅学影响深远。他所著《茶禅一味》传入日本300余年,至今还被日本茶道界奉为至宝。至今,日本和东南亚一带的一些寺庙还把昭觉寺视为其祖庭。
明代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命蜀献王迎接智润禅师任昭觉寺住持,并扩建寺庙。据清代李羽中霭《重修昭觉寺记》记载:“明蜀献王又拓之,周围墙垣缭绕七百余丈,绀殿绮云,金身撑汉,以致藏阁僧廊,诸天佛祖,莫不宏丽俱备。”崇祯十七年(1644年)毁于张献忠兵火。
清代康熙二年(1663年),丈雪通醉法师(当时著名高僧破山禅师的徙弟)自江浙归来,在此结茅禅居,发愿重修寺庙,开荒种田,植树造林,筑堤引水,修石堰长达7.5km。并筹款重建,先后修建了大雄宝殿、圆觉殿、天王殿、金刚殿、说法堂、藏经楼、八角亭等殿宇,得平西郡王吴三桂、巡抚张德地等的资助,积四十年之力,重塑佛像,迎请佛经,恢复丛林大观。丈雪法师采取的一系列生产自救措施,终于使寺庙发展成为“川西第一丛林”。
康熙十二年(1673年),佛冤法师任昭觉寺住持,又继建先觉堂、御后楼、五观堂,客堂、钟鼓楼及寮房300余间。佛冤还受清代政府派遣,深入阿坝县、松潘县等藏族地区近6年之久,受到藏族群众的尊敬。回川时,藏胞送他乳诲(椰飘)一支、念珠一串。回昭觉寺后他把它们的悬挂在大雄宝殿上,以示友好。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佛冤年迈时,派弟子去松潘县迎请藏族格西竹峰上师入主昭觉寺,成为修复后的第三任方丈。竹峰上师在寺内设密坛,供蒙古族、藏族喇嘛僧人修持密法。直至今日,藏僧来成都大都住在寺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皇帝赐昭觉寺“法界精严”匾额,并题五言律诗一道赞之:
入门不见寺,十里听松风。香气飘金界,清阴带碧空。霜皮僧腊老,天籁梵音通。咫尺蓬莱树,春光共郁葱。
千余年来,昭觉寺不仅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位置,高僧辈出,代不乏人。而且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也作出过突出的贡献。